来源：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年，商务部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改革增活力，以创新强动力，围绕优化供给结构、扩大消费需求，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市场环境，重点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开展扩消费专项行动，服务稳增长工作大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度扩大总需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内贸流通引导生产、扩大消费的重要作用，深入挖掘需求潜力，推动消费全面升级，牵头制定实施了《商务部等13部门关于开展加快内贸流通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消费专项行动的意见》（商秩发〔〕47号）。“专项行动”为期两年，部署了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流通改革、调整供给结构和优化消费环境等4个方面13项工作任务。“专项行动”通过汇聚政府部门合力，重拳出击，集中整治一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市场秩序问题，解决一批制约消费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专项行动”部署以来，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组织得力，行动坚决，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态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整顿规范市场秩序，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围绕规范市场秩序工作目标，制定《年规范市场秩序工作要点》，指导全国市场秩序工作有序开展。为推进统一市场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修订打破地区封锁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法规实施状况评估，探索建立统一市场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扰乱市场秩序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协调机制牵头作用，开展集中整治。规范零售商供应商交易关系，加强日常监管，处理举报投诉，有效缓解零供矛盾。加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防范资金风险。

　　推进商务执法改革，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围绕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强商务领域事中事后监管。联合中央编办在北京、忻州等10个城市开展商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试点，重点在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拍卖、典当、商业特许经营、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等6大领域，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建立了部门联合、上下联动和跨地区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召开了全国商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试点会议，对改革试点工作进行总结部署。目前，各地积极推动改革，梳理职能，完善队伍，初步构建了职责明确、行为规范、边界清晰、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商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深化商务诚信建设，促进信用消费。商务部会同财政部、质检总局连续两年支持8省市开展试点，建立商务诚信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管理制度、工作机制和服务标准，实现政府信息和市场信息交互共享，形成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信用激励和惩戒机制。会同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17个部门和80家行业组织，以“诚信促消费”为主题，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首次举办“诚信网络展”和“信用消费进万家”主题日活动。商业保理行业发展迅速，为近10万家中小企业缓解了融资困难。行业信用建设成效显著，4家全国性行业商协会参与了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累计评出A级以上信用企业万余家，在推动行业自律、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实施重要产品追溯，打造放心消费环境。围绕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95号），召开全国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推动追溯体系建设从分散的部门探索试点走向集中的统筹规划和示范引领。同时，还将追溯体系建设纳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等法规制度，发动行业协会开展“共建追溯体系，服务放心消费”倡议活动，推动追溯体系建设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政府监管与社会共治相结合转变。

　　肉类、蔬菜、中药材、酒类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商务部已累计支持58个城市开展肉菜流通追溯试点，18个省（市）开展中药材流通追溯试点，8家企业开展酒类流通追溯试点。会同财政部支持山东、上海、宁夏、厦门等地开展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工作，鼓励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模式创新，助力消费转型升级。截至年底，全国共有1.5万家企业建成追溯体系，覆盖30多万户经营商户，中央平台累计汇总追溯数据近3亿条，初步形成了辐射全国、连接城乡的追溯网络。

　　加强重点领域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认真贯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任务，积极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药品流通行业转型升级。发布《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00年）》，引领“十三五”时期药品流通行业发展。印发《全国中药材物流基地规划建设指引》，初步建成6家集初加工包装、仓储运输、质量检验、追溯管理、电子商务于一体的中药材现代物流中心，中药材流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以“放管服”改革为主线，坚持规范管理与鼓励发展并重引领直销行业稳步发展。通过变产品审批为备案管理，下放产品和培训员备案权限等改革措施，简化办事程序，减轻企业负担；扩大直销产品范围，优化产品结构，激发消费潜力；发布《年直销行业发展报告》，推动行业创新发展，展示行业经营成效。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直销销售额增长60%，年平均增长9.7%。

来源：中国新闻网

0日，随着贵州湄潭一份茶叶快件抵达贵州省贵阳市双龙临空经济区物流园区，年中国第亿件快件产生。

中国国家邮政局宣布，截至1月0日，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亿件，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年第亿件快件产生于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是当地一位茶农寄出的茶叶。

数据显示，年1月-11月中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78.9亿件，同比增长5.8%；业务收入完成.1亿元，同比增长44.3%。其中，11月份快递业务量完成37.6亿件，日均快递业务量超过1.5亿件，成为史上“最忙快递月”。

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电商的兴起为快递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快递行业依靠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基础网络：18.3万处快递服务网点遍布城乡，全国新建、在建快递物流园区超过00个，用于运送快件的干线车辆超过0万辆。

“十二五”期间，中国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增长了7.8倍和3.8倍。除了规模的快速扩大之外，电子运单、自动化分拣、智能化终端技术广泛应用，智能快件箱、快递公共服务站、连锁商业合作、第三方服务平台等创新模式不断涌现。

目前，中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已提升至80%，每年带动农副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数千亿元，仅年前10个月支撑全国农产品网销额就超过亿元，快递行业在助力广大农民利用网络打开市场、盘活渠道、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来源:办公室

1月13日上午，市商务委在5楼小会议室召开了商务领域“三夜”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尤祖才副巡视员参加会议并讲话，委机关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市年“三夜”安保工作会议精神及学普常委、何挺副市长讲话精神，安排部署了“三夜”商务领域安全稳定工作任务。尤祖才副巡视员在会上指出：一是要从思想上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商务领域安全生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针对“三夜两节”特殊时期，商务领域管控难度大、展会促销活动多、人员密集程度高的实际情况，做到早部署早检查，坚决把工作落到实处。三是要加大安全稳定工作的督查力度，注重工作实效，加强督导检查和整改落实，确保商务领域不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来源：经济日报

近期，吉林等地陆续公布了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据《经济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1月7日，已有北京、上海、山东、山西、内蒙古、天津、新疆、四川、云南、陕西、江西、河北、宁夏、广西、甘肃等0个省份公布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其中各地基准线平均在8%左右，这一水平相比去年有所下降。

我国企业工资指导线由工资增长基准线、工资增长上线和工资增长下线构成，是政府根据当年经济发展水平及调控目标等指标，指导企业工资分配的一种宏观调控形式。工资增长基准线是指企业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适用于生产正常发展、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工资增长上线可称为预警线，适用于经济效益增长较快的企业；工资增长下线则适用于经济效益下降或亏损的企业。

在已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的0个省份当中，海南省的基准线最高，为10.4%；贵州省紧随其后，基准线为10%。相比之下，基准线最低的吉林省为6%，比去年的8%下降个百分点，是目前唯一基准线低于7%的地区。

盘点各地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下线”，记者发现，北京、上海、山西、甘肃、贵州为4%；海南为3.5%；河北、天津、内蒙古、吉林、江西、山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青海、新疆为3%。也就是说，经济效益大幅下降或亏损企业，可参照各地制定的下线增长工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企业工资指导线涨幅多为持平或下降的情况下，北京和贵州的下线有所提高。其中，北京的下线为4%，比年上涨了0.5个百分点，是近3年来的首次“逆势上涨”。北京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称，因为涉及的一线职工较多，企业应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着力解决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偏低、工资增长缓慢的问题。

对于经济效益特别不好的企业，一些地区明确工资增长幅度可以低于下线。比如广西要求，经有关法定程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进行协商后，经济效益下降或亏损企业实际工资可以零增长，但这类企业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在上线方面，除了江西和宁夏“不设上线”外，剩下的18个省份均呈下降态势，其中，贵州下降0.%，幅度最小；海南、北京和内蒙古下降1%；天津、上海、甘肃、吉林下降%；福建、青海下降3%；四川、云南、陕西、广西下降4%；新疆下降4.5%；山东、河北下降5%；山西下降幅度最大为7%。

为何企业工资指导线出现下行趋势？云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云南省年初确定的GDP增长目标及经济发展现状，适当下调工资增长指导线，与宏观经济形势相协调。内蒙古自治区人社厅负责人表示，内蒙古今年的企业工资指导线，是充分考虑了本地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失业水平等情况后制定的。

从历年数据来看，工资指导线的持平或下降，与当期宏观经济总体走势基本保持一致。专家指出，年以来，多地工资指导线连续下调，反映了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且利润空间缩小的现实情况。但企业工资指导线下降，并非意味着工资进入负增长，只是工资涨势有所减弱。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学会副会长冯喜良认为，受经济形势影响，各地工资指导线有所下降，但幅度并不大，这反映出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现象。但从总体来说，工资性收入仍处于温和上升状态。

“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

来源：中国经济网

　　“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首先体现在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没有实际依据和调查口径，更多属于情绪表达；其次，我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税率，在世界范围并不属于最高水平；再次是误把保险费、土地成本、电价成本，甚至“五险一金”等成本，统统“算账”计入税收负担

　　减少企业“痛感”，务实之策就是继续为企业降成本

　　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同时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用能成本、物流成本。这些措施均剑指企业运营成本较高的“痛点”

　　最近， 　　这一说法不靠谱，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没有实际依据和调查口径，更多属于情绪表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对《经济日报》记者分析说。其次，“我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税率，在世界范围并不属于最高水平”。白景明说，看一个国家企业税负是否过高，一个研究角度就是“抓主要矛盾”看主体税种的税率水平。以增值税为例，我国最高档为17%，与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增值税最高档相比并不算高。再次，计算税负的统计口径出现偏差。有企业家称“中国制造业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就把保险费、土地成本、电价成本，甚至“五险一金”等成本，统统“算账”计入税收负担，从而得出税负过重“逼死”企业的结论。

　　就税收本身而言，这几年我国大力度减税降费，同时还规范税收征管、有效提升纳税服务水平，目的就在于全方位为企业降低纳税成本。以营改增为例，今年5月份到10月份，新纳入试点的四大行业累计缴纳增值税亿元，与应缴纳营业税相比，减税亿元，税负下降14.8%。再以改革初期争议较多的金融业为例，5月份至10月份分别为增税3.04亿元、减税94.11亿元、减税7.18亿元、减税10.11亿元、减税.43亿元、减税33.67亿元，剔除6月份、9月份银行等按季纳税不可比因素，实现了税收负担由增到减、由少减到多减的变化。对于质疑减税效果、认为税负逼死企业的观点，白景明认为过于极端。“我国为促进经济稳增长，减税降费力度远超过其他国家。除了营改增减税之外，还有小微企业减免税优惠，以及取消几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白景明说。

　　那么，为何会有“死亡税率”这样偏激的观点产生？“虽然说法过于夸张，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税收‘痛感’强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这一“痛感”是多方因素交织的结果；一方面，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现金流趋于紧张，对税收问题变得更为敏感；另一方面，水电气成本、制度性成本、人力用工成本等形成沉重的综合成本，共同挤压企业生存空间。此外，随着税收征管水平的提升，企业大部分纳税信息，特别是增值税发票的流转行为得到全面监控，营业税时期少缴税、偷漏税的情况再难发生，造成一些企业实缴税款增加。

　　减少企业“痛感”，务实之策就是继续为企业降成本。

　　首先，进一步释放减税红利，惠及更多企业主体。“以营改增为例，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超出预期。如果没有营改增迈出关键的一步，重复征税将继续存在。但改革依然在路上，还需进一步完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张连起表示，比如政策层面存在税率档次多、类似业务适用政策不一，以及免税、先征后返、虚拟抵扣、差额征税等优惠方式较多的问题；实践层面，也需进一步引导企业用好增值税抵扣机制，确保政策有效落地。他建议，一是统筹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宏观调控需要等因素，适当简化增值税税率；二是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形成的留抵税额，不能够抵扣的建议当期退税，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现金流；三是增值税制度应向制造业倾斜，适当降低税率，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其次，多措并举，降低用能成本、物流成本和人工成本等让企业头痛的“包袱”。以人工成本为例，占大头的就是“五险一金”。有报道称，在全国不少地方“五险一金”总费率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5%。“建议该比例降低10个百分点，保持在30%以下的水平。”张连起同时还建议说，降低电价也是企业降成本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电力体制改革也得到进一步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施子海曾表示，今年两次降低电价，共减轻工商企业电费支出负担亿元左右。

　　再次，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减少企业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人财物消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近3年来，企业微观经营效益普遍下滑，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权力中介”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隐形的制度性成本，加重了企业负担，却又无法带来相应的产出和效益。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同时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用能成本、物流成本。这些措施剑指企业运营成本较高的“痛点”。只有理性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直面存在的问题，切实有效地将政策措施落实好，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