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罗卜藏丹津叛乱及青海善后事宜

第一节、策妄阿拉布坦谋侵西藏及七世达赖入驻西藏真正促成七世达赖喇嘛入主西藏的是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是噶尔丹的侄子，噶尔丹死后他接收了准噶尔大部，并早有觊觎西藏之心。他为了消除拉藏汗的戒心，于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将拉藏汗长子噶尔丹丹衷约至伊犁，与其女博托洛克结亲。与此同时，策妄阿拉布坦秘密联络拉萨三大寺与格鲁派上层喇嘛做内应。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十一月，他派其堂弟大策零敦多ｂ假称送噶尔丹丹衷夫妇归藏省亲，实为进攻西藏的掩护。次年七月，他们以六千兵迅速进军拉萨，围攻布达拉宫，并毁坏寺庙、诬蔑班禅，杀死拉藏汗。④大策零敦多卜出兵之初，清政府误以为他要与拉藏汗会合，共击察罕丹津，因此仅仅加强了青海的防卫。直至准噶尔军队大破拉藏汗王宫，遥远的北京才意识到需要远征西藏。察罕丹津主动配合了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他上奏日：“大兵将赴藏，准噶尔必不敢潘至青海，请仍撤松潘等处兵，入口牧马休卒。＂康熙深为认同，并派遣侍卫扎ｂ密谕察罕丹津，谍诱准噶尔兵至青海，击之。准噶尔惧，不至。当时有准噶尔贼五百，谋侵察木多。察罕丹津假装派遣宰桑迎赴。＠理塘都统法喇怀疑他与贼应，弹劾其罪，康熙传诏传谕：察罕丹津所遣宰桑俟准噶尔贼至，偕驻防理塘兵，击之。至此，察罕丹津更好地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但清政府此时的政策太过麻痹轻敌，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三月的战争几乎全军覆没。这时清朝才想到了七世达赖这招宗教棋。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年）二月，康熙封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同年八月，清朝再度出兵，以恂勤王胤褪为大将军统领各军，年羹尧为四川总督负责后勤保障，三路发兵。１０月１６日，策凌敦多布兵败逃走，清朝建立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之后，清朝向准噶尔本土发动了攻势，一度占领乌鲁木齐，但不久后因为康熙帝去世而撤回。藏历九月十五日，康熙命定西将军噶尔弼，以及以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等为首的青海台吉护送七世达赖从甘丹曲果出发去拉萨。∞次年春至，其所经过的雷东喷多等多处居住喇嘛人等，感激圣主再造洪恩，无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从军事角度来看，策妄阿拉布坦侵藏战争中，准噶尔更胜一筹。他们用仅仅几千人马，拖动了清政府的大批兵民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地各处用兵，损耗颇大，而准噶尔自身并无多大损伤。策妄阿拉布坦的继承入噶尔丹策零，能够在之后与雍正的对抗中小试牛刀，也是获得了其父在战争中所取得的经验及初心经营的产业。同年九月，清朝在西藏建立了新的地方政府，察罕丹津和罗卜藏丹津都并未得到实际的利益需求。设置的几名噶伦（意为政务官员），由喀尔喀王公策妄诺尔布等，及和硕特贵族阿宝，西藏贵族阿尔布巴和隆布鼐组成。共同负责西藏地方行政工作。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清朝又任命两名噶伦，即颇罗鼐（政界代表）和扎尔鼐（宗教界代表）。这样，一个完全由清朝一手组建并由清朝直接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便建立起来。＠从年羹尧的奏折中．可知阿宝身有疾，应为先天残疾，即使如此，他成为了康熙的额附，其态度又极其亲近清廷，因此在固始汗的后裔中选择他做为代表驻扎西藏最为合适。而固始汗之孙罗ｂ藏丹津贵为其叔，在此次战争中却未获得任何利益。

第二节、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原因

大多数史料中，对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原因归结为：清朝在进驻西藏后并没有给予罗卜藏丹津更多的封赏，还令察罕丹津与其分庭而抗，使得他决心叛清。但将时间往前推移些，会发行更多导致其叛乱的起因可以追究到分牧不均。共同拥立七世达赖的察罕丹津与罗卜藏丹津，曾密约合兵讨伐异己。他们二人共领青海右翼，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阿喇布坦等领左翼。察罕丹津牧河东，近松潘；罗卜藏丹津牧河西，近布隆吉尔。青海左、右翼本来只有罗卜藏丹津一个人袭亲王爵位，但西藏事后即雍正元年叙功，郡王察罕丹津升为亲王，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晋多罗郡王。可以与罗卜藏丹律分廷而立，这也是清政府有意削弱罗ｂ藏丹津的实力。加上罗ｂ藏丹津之前拥立七世达赖就是为了控制西藏，而此次并未分得西藏的实际利益，已经积压了不少怒气。这时察罕丹津的侄子丹衷卒，无子，其牧地和属民并没有规定归属，如果察罕丹津可以得到其侄子丹衷的牧地和属民，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获得右翼的权力。因此，罗ｂ藏丹津亦会千方百计阻挠察罕丹津的行动。墨尔根诺颜是察罕丹津胞兄，他因察罕丹津独占丹衷户，而无归顺之意，将其妻七世达赖之姐给与罗卜藏丹津，并合力掠夺察罕丹津。墨尔根台吉是察罕丹津的表弟，却是罗ｂ藏丹津的盟友，他认为：“我原与察罕丹津无仇，但他全部占有丹衷之户口，我心中不服气，故带兵去取丹衷之人。”圆而丹衷的旧宰桑也不喜欢他的新主子，称：“（雍正元年）三月西宁常大人差人来下旨，意叫我们自家寻主。我们畏惧察罕丹津，没奈何投他。＂尽管有各种阻碍，察罕丹津仍然把收拢丹衷牧地作为头等大事，清政府也在行动上给予了支持：令四川提督岳钟琪，会同扎萨克等察明丹衷户口数，归察罕丹津辖。务使各得其所，勿稍扰累。堆在而后年羹尧得到丹衷旧宰桑的送册：丹衷部落户口为两千五百六十户，而察罕丹津造册止九百户。其实察罕丹津亦不至于如此贪图小利之人，只是害怕收取牧户过多，会有尾大不掉之嫌，故而隐不造册。无论是罗卜藏丹津还是察罕丹津，都对清朝非常戒备，如若他们知道部落间的一次“小小纷争＂，将会导致权力进一步的丧失，这些贵族们也就不会如此轻举妄动

第三节、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察罕丹津独领右翼

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与察罕丹津是息息相关的。察罕丹津仲兄墨尔根诺颜的儿子喇察布与其他不和睦，趁当时青海未定，喇察布率属下突然袭击了察罕丹津，造成了察罕丹津的败北。罗ｂ藏丹津与喇察布关系甚密，察罕丹津认为是罗ｂ藏丹津挑唆致此。于是察罕丹津和青海左翼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向清廷奏称罗ｂ藏丹津意欲独占青海地方。＠经岳钟琪探报：雍正元年六月十五日，察罕丹津带兵五、六百人，于一二日内起身，诡云罗ｂ藏丹滓抢伊部落，亲往弹压，七世赶追丹衷部落，欲痛加杀害。岳钟琪一面派遣人招慰丹衷部落，一面移兵进以震慑之。ｏ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九月，罗卜藏丹津呈奏总督书：“你们来文说我系背叛圣上之罪人，我没有背叛圣主，窃思，我兄弟俱奏我背叛圣主，我死矣，因此报仇。＂贝勒朋素克旺札勒（多尔济重孙，自杀的额尔克巴勒珠尔之子）得到由内地总督致书称“罗ｂ藏丹津不遵圣上谕旨而背叛，劫掠其兄弟，若同等看待则无事，如若仍听罗卜藏丹津之言行动者，则将尔等一并灭之语。我等亦遵照执行”。清政府事实上是希望通过这次分牧不均而引起的争夺，来把青海纳入严格的国家管辖中。之前和硕特蒙古内部因为此类问题争夺，康熙时期皆为之说解、容忍，一般他们不敢犯内地。而此时雍正刚登基不久，正需要这样一场战争来攘外安内，加上罗ｂ藏丹津确有心要复先人之业的举动，雍正怎能容此等事情出现？更多的史料则认为：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夏罗卜藏丹津诱诸部盟于察罕托罗海（今青海境内日月山之西），令各仍故号，而自称达赖洪台吉以统之，据唐古特以遥制青海。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不从，遂受罗ｂ藏丹津之兵，仓促不能抗。ｏ尤其是得知罗卜藏丹津乃是七世达赖的姐夫，青海的喇嘛们多半闻风晌午，西藏也为之震动。＠清朝抓住时机，决心放弃羁縻政策，正式把青海纳入盟旗制度。雍正元年十月，雍正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驻西宁。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十一月，察罕丹津父子妻儿由河州迁至兰州。罗卜藏丹津始惧，归常寿请罪，不许。十二月，各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各杀贼来归，降其胁从部落十余万。二年二月，出师，夜袭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衣番妇衣，骑白驼遁，投至准噶尔。＠察罕丹津成为当时青海右翼惟一的亲王品级。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正月，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上奏的谢恩折中：“圣汗主子之谕，皆甚是，我青海之人竟然不如牲畜。自我等父祖以来，至我等本人，世代受佛主子之恩弥重。汗主子施恩于我等，且不计其数将我等如此渺４＇－人系于圣心，几次特降训谕，’我等无尽喜悦。＂＠此时青海台吉被大军压待，甚多惶恐也是可以理解。对比之前固始汗时期与中央政府的平等，到多尔济时期的渐渐臣服，再到达颜时期的获罪入京，到雍正初期，青海台吉们多少好似惊弓之鸟，只能依附于清朝生存，期间变化，步步而来，实在耐人寻味。

第四节、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罗ｂ藏丹津事件平叛后，由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所提出的《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陈给中央，并全部得以实施，这就是之后所说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这些措施涉及的地域不只是今青海一省，而是当时和硕特蒙古势力所及的以青海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包括今青海省和今甘肃、西藏、四川、云南、宁夏、内蒙等省区的部分地区；措施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包括对上述广大地区蒙、藏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更为重要的是，《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呈上清廷，雍正帝阅后认为各项措施“运筹周密，措置精详＂“诸事皆合机宜＂，经下诸王大臣等详议，除对个别条款略有修正外，其余悉照所奏实行，这样一来，《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就成为清廷对青海等地区蒙、藏民族的统治政策和管理制度，它不仅对青海等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新疆、西藏产生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第一条，是对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青海诸部定功罪而明赏罚。青海贝勒色布腾札尔在开战之前即将所有辎重送至军前。朋素克旺札勒（多尔济重孙）偕达什车凌（朋素克旺札勒的堂兄）、擒吹喇克诺木齐之宰桑及达什敦多布（瑚鲁木什之孙）乞降岳钟琪。达颜之弟噶尔丹岱青诺尔布始终不肯助逆为乱，且与朋素克旺札勒并以力拒。札萨克阿尔布坦，察罕丹津之婿，效力军前，大兵进剿，竭力奔走，深可嘉惟。罗ｂ藏察罕（鄂木布重孙）、济克济札布（鄂木布之子卓里克图岱青之孙），虽亲身来降，而此两人曾犯我新城堡高古城一带，害我官民，焚我积聚，罗ｂ藏察罕由贝勒降台吉，济克济札布由辅国公降台吉。车凌敦多布（瑚函鲁木什重孙）虽于大兵出口后亦来投顺，而助逆日久，难以宽宥，念其为吹喇克诺木齐所残害，降其封爵，用示惩戒。敦多布达什（桑噶尔札之子），索诺木达什之胞兄也，因索诺木达什通信于内地，带领兵马缚其弟而污其妇，以取悦罗卜藏丹津。喇察布（墨尔根诺颜之子，察罕丹津之侄）勾结罗卜藏丹津残害其叔父，亦宜降其封爵，降为镇国公。①在此次赏罚中，可以看出青海台吉大部分都被削弱了力量，并且其内讧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

第二条，蒙古部落宜定分地而编佐领也。康熙帝晚年已有对和硕特蒙古加强控制的想法。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年羹尧入觐，受命出任川陕总督，曾“亲承训旨，欲将西海蒙古部落，悉照北边分编佐领”。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羹尧两次赴巴里坤军营，对河西通道受青海和硕特威胁的形势有深刻认识。青海之乱平定后，他立即提出，在划分牧地的基础上，“将各家部落悉照北边蒙古之例，编立佐领，……似此既便稽查，亦杜侵占，”便于控制。圆年羹尧认为西海未编佐领，强者每行侵夺弱者，势不能支，且弱肉强食为蒙古之常。请如内札萨克编制佐领，以申约束。每百户置一佐领，其不满百户者者为半佐领。其台吉悉授札萨克。于其兄弟中，选授协理台吉，每札萨克设一协领、一副协领、一参领。每佐领设一佐领、一骁骑校，四领催。其一旗有十佐领以上者增设一副协领、二佐领、或增设一参领。每年会盟，奏选其老成恭顺者，令充当盟长，不得私推，以致滋事。＠西宁设立办事大臣，由其召集会盟，更加强了对各部的监督和控制。

第三条，朝贡互市，宜各有期。之前青海各台吉朝贡之期未有，皆听其自便，这样不便于清政府的管理。因此从雍正三年为始，公派诸王台吉数入，自各马驼，由口外而赴京师恭请圣安，贡其方物，仍由口外而回原处。凡西海王、贝勒等分为三班，三年一次，九年而周，周而复始，使知所以尊朝廷。其与内地交易，定以每年二月八月，两次交易，令俱集边外。④经清廷议准，自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开始实行。首批朝贡进觐者为亲王察罕丹津和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第二批为郡王色布腾札尔、贝勒朋素克旺札勒、贝子索诺木达什。同年，岳钟琪根据青海诸王的请求，奏请云：“今查亲王察罕丹津、公喇察布等诸台吉部落，居住黄河之东切近河州，去松潘亦不甚远。向来原在河州、松潘两处贸易，今若止令在于那拉萨拉一处，恐不足供黄河东西两翼蒙古易卖，莫若仍令在河州、松潘贸易，终觉稳便，河州定于土门关附近之双城堡，松潘定于黄胜关之西河口，此二处地方，俱有城堡房屋，地方宽阔，水草俱好。利于互市，可为永久。再查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郡王色卜腾扎尔等诸台吉部落，佐牧黄河西边，相近西宁，请将贸易之地，移在西宁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贸易，全藉牲畜，每在六月以后，请每年不定限期，仍听不时贸易，则蒙古商贩均获利益矣。

第四条，喀尔喀厄鲁特四部，宜勿隶属青海。从前噶尔丹叛逆时，喀尔喀之投顺内附者，俱已得所，惟极西所住之喀尔喀，无量海等就近欲归达赖喇嘛者，俱被西海各家所收为部落。按诸部落既非被虏之人，令附近道、厅及增设卫所诸官管辖。其应纳粮草，较前所纳数请减之，以示宽大，其目的是惟不可分西海之势，而喀尔喀等之台吉永免为西海奴隶之耻。

第五条，西番人等宜属内地管辖。固始汗之子孙占据青海，未及百年，而西番之在陕西所属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所属松潘、打箭炉、理塘、巴塘；云南所属中旬等出，沿边数千里，自古至今皆为西番驻牧。自明朝以来，失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种地，或为青海属人，缴纳租税，但知有蒙古，不知有厅卫营伍诸官。本应为我藩篱，今西番归化，悉为内民，应相度地势，增设卫所，以抚治之。择番人头目，心服于我者，给土司、千户、百户等卫，令分管之。①至此，清朝开始其抑蒙扬番的政策，蒙古部落也渐渐衰弱。

第六条，青海所在宜为加约束。自固始汗占据青海西藏以来，以青海地宏扩，可以牧养牲畜，喀木入众粮丰，遂以西藏养青海，令其子孙分牧青海于两处。以青海叛尽，取其地，令四川、云南诸官管理，达赖喇嘛遣人到打箭炉贸易，其驮装过察木多、乍丫、巴塘、理塘，动辄向所在喇嘛索取银两各有差，名日鞍租，至打箭炉为纳税用。请饬达赖喇嘛等，不得收所在鞍租，且请饬打箭炉收税官，免其税。在每年请给达赖喇嘛茶叶五千劬，班禅喇嘛给减半。

第七条，喇嘛诸庙宜定例稽查。自前罗Ｆ藏丹津叛乱时，多有喇嘛相助，且私藏兵器，动辄率番民与大军抗衡，因此青海善后条约中也规定了黄教喇嘛庙不能超过三百人的定制。西宁个庙喇嘛，多这数千，少者五六百，遂为藏污纳垢之所，番民为喇嘛纳租税，与纳贡无异。现庙社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少者十余入。令地方管理，每年度各庙拥堵给发，且加给喇嘛衣银如此。在准噶尔噶尔丹事末，清朝更意识到黄教对于蒙藏民族的重要性，如果说之前的政策是兴黄教以安蒙古，那么之后的政策还得加上黄教势力不得扩充到政府无法管理的程度。

第八条，奏言陕西边防严界限。边外自黄河入中国处，至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水草丰美，林麓茂密，乃弃此不守，以致蒙古诸部落据大草滩地以常宁湖为牧场。以故所在相通，更无阻碍，请于西宁、北川边外上下白塔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一带，创筑边墙，悉建城堡。则西番部人，妄行窃据之区，悉为内地。又西洮等处，膏腴之地，应募民耕种，自布伦吉尔修城驻兵后，渐可致富饶。

第九条，甘凉西宁宜筑新边而别内外也。按甘州西宁边疆相接，应于此两处设立营汛。至青海巴尔处盐池，自古属内地。后竟弃之塞外，蒙古等至西藏噶斯等处，道必出此。应速取之。于大通河设总兵，统兵三千镇守，并于河南设参将，统兵八百，河北设游击统兵八百，盐池设副将统兵一千六百。河州所属归德、保安二堡地当小河曲，是拒蒙古，护藏人的要冲，原设守备二员，但拒河州远而距西宁近，呼应不灵，于保安堡添设一游击、兵四百，归德添设一把总、兵二百五十名，并将二堡官兵改归西宁镇道管辖，以便呼应。

第十条，川省松炉宜添镇营而资弹压也。打箭炉外木雅吉达地方为西川之门户，设总兵、游击以下等官兵二千人镇守；雅龙江中渡处设一守备，上渡、下渡各派驻～总，带兵驻防；里塘、巴塘所属吹音地方设一守备带兵驻防；里塘地当四冲，设一副将、一都司，统兵一千二百驻防；鄂罗一为诸路咽喉，设一参将，统兵六百驻防，巴塘为形胜要害，设一游击，带兵五百驻防；巴塘所属之宗俄，地当云南孔道，设一参将，统兵千人驻防。以上驻防官兵，并令新设总兵官统辖。另外，黄胜关外三百里有潘州旧城基，设游击一员，兵六百驻防；潘州西去百里，地名阿巴，襟山带河，为紧要之区，设副将、都司各一员，兵一千五百驻防；黄河之两岸渡口系危坐、杀鹿塘两路之锁钥，设一守备、兵三百驻防。以上驻防官兵，悉隶松播镇总兵统辖。

第十一条，内地兵马当议裁减而省粮也。今西宁设总兵官，留四千，便可足用。请裁五百归大通镇，属甘、凉、庄浪等处，其余营汛兵，可裁一千，宁夏既增驻满洲兵，其绿旗兵，亦可裁一起，改为四营，以后营游击以下等官，补入大通镇标。四川重庆、川北二镇，请设副将、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裁二总兵，六游击。化林一副将，兵千人，请功置一游击，留兵五百。

第十二条，新辟地方，宜广屯田种而增赋税也。蒙古之俗，惟资畜牧而不事术业。新辟地方宜广屯种而增赋税，按令大通驻兵三千，其子弟亲戚及西宁民人愿往屯种者甚众，大通河可免发往。惟布隆吉尔远在边外，人不愿往，应如所请，勒下刑部并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佥妻军犯中除盗贼外有能种地者，即发往布隆吉尔，令地方官动支正帑，买给牛具籽种，三年后起科如例。而陕甘二属犯人，原在本省当尽发于布伦吉尔。

第十三条，法制宜行久远，番族宜抚慰。边远之区，非内地可以比也，新径惩创，能无反侧尔？况蒙古则编立佐领，西番则惩纳钱粮，经划定于一时，法制宜垂久远。自当暂留兵马，弹压详查。通过以上十三条措施，清朝巩固了其在青海等地区的统治，加强这些地区和内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防止割据政治再度出现，以及以后清廷平定准噶尔割据政权、统一新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辖，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以上诸条款，从对青海和硕特贵族权利的控制；蒙古部落的管理；内地与之互市的细则；令喀尔喀蒙古、西番人等与和硕特蒙古分而立之；到对青海喇嘛、黄教的严格要求；详定游牧边界；大兵弹压以资镇慑；裁减省粮并开辟新的屯田以农耕辅游牧等等措施，均以清中央政府的集权管理为核心，其法制措施促进了青海的发展和稳定。从此青海固始汗的子孙们，也由称霸一方的贵族，成为清朝治理边疆的屏蔽。青海和硕特汗廷也因青海善后事宜的实施而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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