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西安事变

孔祥熙提醒蒋，西安之行太危险，但委员长反而更执意要去。他过去深入敌营总能化险为夷，更因无惧无畏而声望日增。因此，他在大批高级官员及奉化子弟兵卫队及二十名士兵的陪同下，飞往西安。

同时，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秘密由上海到南京，继续谈判抗日统一战线事宜。委员长前往西安后不久，周恩来告诉张群和陈立夫，中共已同意国民党对抗日统一战线所要求的大部分条件，譬如废除红军的名义和徽章，部队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停止没收地主财产，允许成立民主政府。唯一的歧异在于共军的人数；此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共军在新名义下，等候纳入中央军之前，可以有三万兵员，不是先前的三千人。周立刻接受这个比较符合现实的数字。这时不再提到毛、周等必须出国的要求。

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和蒋介石一九五七年的书，双方“实际上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根据这些模糊且易操纵的条件，双方起草正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声明，等候蒋、毛核可。但是，即使尚待最后核可，若无双方首脑事先的同意，谈判代表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周恩来在回去向毛报告途中短暂逗留西安，但他显然没见到张学良，告诉他有此一草约的事。或许双方协议好要保密到经由领导人正式核可之后才得公开。张群陪着周恩来到西安，毫无疑问他向蒋报告了此事，蒋显然也原则同意这些最终条件。多年之后，蒋说协议只待他回到南京“正式批示”就可完成。

如果蒋告诉张学良这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张可能就会放弃劫持计划。可是，蒋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对部属只要求其服从，不会对其说明解释。因此很可能他决定，除非毛泽东签字的正式同意已到手，相关的中苏军事协议最后条件也揭明，他不会告诉张学良国共已有此一“共识”。双方正式同意结束内战之前，蒋也不希望与共军殊死作战的意志已够消沉的陕西部队，士气再进一步低落。蒋也有可能，不管毛对草约作出何种决定，都无意停止军事攻势。但是，鉴于短期内苏联军援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斯大林派代表出席协调草约的签订，加上毛若遇到全面攻击可能逃入苏联，很可能蒋对联合抗日十分认真。

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后，蒋住到城外十六公里的温泉胜地临潼。临潼是个小城，附近有许多温泉屋。蒋在此个别召见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和对张学良讲话一样），长久的剿灭共军作战已到“最后五分钟”。

十二月九日，西安开始飘雪。当天上午，一群学生要到临潼围堵蒋委员长，警察开枪，造成若干人死伤。张学良赶到现场，告诉学生他可代表大家与总司令对质。当他到了临潼向蒋报告时，蒋大发脾气，质问他：“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根据少帅的说法，蒋表示他不怕学生，“让他们来，我可以用机关枪杀了他们”。这番话——若是属实——使张十分烦恼，他因计划劫持领袖，压力已经十分大。他躲进洗手间克制自己的情绪。

蒋预定十二月十二日离开西安。当天黎明，张学良的护卫队冲进蒋落脚处。蒋在房里听到枪声大作，一名军官冲进来报告：戴毛皮帽的士兵——东北军的标准配备——正在进攻这里。这位军官敦促委员长逃到后头山上。蒋穿着睡衣、爬出窗户，在一名卫士、一名副官陪同下朝荒山奔逃。

眼前是一堵高墙。三人爬了过去，沿着一条宽敞的干沟跑。突然间蒋失足跌了一跤，伤了背，假牙也掉了。此时他们遇上几个同伴，大伙跑到已经积雪的山顶一个洞穴里。次日早晨，张学良部队找到一名又冷又饿、赤脚，睡衣之外只披了一件长袍的逃犯。他对追兵表示：“我是委员长。杀了我，别侮辱我。”带队的军官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抗日。”

士兵们把蒋送到西安的省政府办公室，杨虎城部队负责监管他。过了一会儿，张学良进入房间，立正，称他为总司令。蒋质问：“你还喊我总司令？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应该送我到洛阳，否者你就是叛徒。既然我落到叛徒手中，你最好枪毙我。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张学良回答说：“你就是被坏脾气害了。”

兵变消息当天上午就传到上海，但没人晓得委员长是生是死。孔祥熙告诉宋美龄，她立刻派人去找张学良和孙中山的老朋友、曾任《纽约先驱报》记者的唐纳德。三人一起飞往南京。南京政府已经收到张、杨电报，证实委员长已被他们挟持。张、杨表示他们“含泪”向委员长说明他们被迫这么做的苦衷，但“一再被他责骂”。他们俩旋即提出八点“救国主张”，希望南京政府采纳，“为未来开启生机”。

这八点救国方案包括：成立“救国政府”、立刻停止内战、赦免及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障政治自由等。国民党中执会和中政会推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何应钦代理总司令。何下令立刻准备出兵讨伐西安，并且派了一团陕西部队去占领潼关。何亦发电报给人在意大利的汪精卫，要求他尽快回国。中央军开始向西安前进。

全国民众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普遍同情蒋。一般人认为，两个有野心、专制的军阀粉碎了国家的希望，恐将再掀起新一波的血腥内战。据说全国军民为此抱头哭泣，而文盲急托识字的人告诉他们最新的消息。各地军阀的反应不一。有些人，如冯玉祥，呼吁张、杨快快释放委员长；也有些人，如李宗仁、白崇禧，则暗示支持张学良。

军事行动令莫斯科更加迫切盯住危机的发展，但蒋夫人担心调兵会太过挑衅，力主节制。接下来的会议，意见纷杂，吵成一团。蒋夫人决定自己找出“迅速、平静、不流血”的解决办法，甚至表示西安事变策划者说不定有“合理的诉求”。她派唐纳德飞往西安，宣布她本人稍后也会赶到。同一天，陈立夫利用中共特务（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的密码，直接发电给共产国际，警告说若是委员长有了三长两短，“中国抗日将群龙无首，这将对苏联不利”。

张学良派兵到临潼之前，发电通报毛泽东他即将行动。毛告诉他的秘书：“早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次日中午，报务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递交来自张学良的急电。中共领导人鱼贯进入毛原始的总部聆听消息。毛向大家宣读电文，现场欢声雷动。朱德、张国焘等人主张立刻把蒋及同行的国民党将领处死。毛大笑，也有同感。即使如此，他立刻征询莫斯科的指示，提议把蒋交给“人民”公审。然后，毛拍发贺电给少帅，恭维他是“国家抗日领袖”，赞扬他“惊天动地的举动”，表示和蒋已无法达成妥协，暗示他应“坚决”处理蒋。蒋被劫持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就传到莫斯科，但斯大林不像毛泽东，他笑不出来，反而立刻看出来此事会给苏联招惹灾祸。次日，共产国际收到陈立夫来电，很可能也获悉何应钦下令中央军精锐部队往西安移动及促请汪精卫兼程回国。委员长被杀，何、汪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电毛泽东，以明确口吻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暗示这是日本人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和蒋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方法，并释放了这位国民党领袖。接到斯大林如此命令之后，毛、周、朱于十二月十五日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草率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

斯大林认为，如果他和毛能被外界看做斡旋有功、促成蒋介石获释，可能有助于促成国共及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晓得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蒋介石的儿子经国，与他的苏联太太及男婴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科，供职于一家大型工厂，而且凑巧再过几天就要正式成为苏联共產黨党员。可能是斯大林本人下令立刻停止蒋经国入党程序，并召集小蒋立刻到莫斯科报到。斯大林旋即致电周恩来，要他在和蒋介石谈话时，应该提到接受联合抗日政府还有一个好处：他那任性的儿子可能可以回到中国。

危机升高之际，两天前才离开西安的周恩来，又从中共根据地坐驴子前往延安（仍由杨虎城部队占领），再搭飞机回到西安。据说，他一见到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委员长）一根汗毛”。和张学良交涉反蒋秘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介石领导。他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周告诉少帅，他应设法说服蒋，在原则上同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然后就只能释放蒋，期待他信守承诺。从一开始，周就明白，蒋不会签任何文件或采取任何行动以换取获释，但是有可能原则上同意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周和张群前几天才讲好的条件，蒋、毛必定都已暂时同意了。

少帅晓得这下子纰漏捅大了。他现在的目标是尽可能争取释放蒋的功绩，可是他不能一个人做主，因为西安是由杨虎城控制；而杨表示他可不想当“断头将军”，深怕没得到坚实保证就纵虎归山。同时，中央军已朝西安推进，飞机已经朝通向此一古都的铁路线投掷炸弹。根据宋美龄的说法，何应钦已经决定不再多费唇舌，要攻打西安。她担心这个做法会害死她丈夫，因此痛责“这些军人的脑袋”。次年她发表西安事变时期的日记，明白暗示何应钦利用危机为自己私心安排。十二月十五日，唐纳德从洛阳打电话给她，报告说委员长没有受到虐待，原本拒绝但现已同意搬到比较舒适的住处，而且不再由杨虎城看管，改由张学良看管。此外，他说，少帅私底下承认自己虽然动机纯正，却做错了。

同一时间欧洲方面，汪精卫却做出惊人之举——在回到中国之前先飞往柏林，与希特勒会晤。两人讨论中国加入反共轴心的可能性；如果如此，德国愿意大量扩大对华援助。然后汪才赶回南京，盼望终于能够取代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及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汪精卫和希特勒会晤的新闻必然使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大为震撼。《真理报》社论指控汪精卫和张学良代表日本军阀策划西安事变。

十二月二十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接了宋子文，带他去见委员长。宋子文单独走进房间，蒋抬头一看，大为意外，不禁痛哭流涕，浑身涌上挫折感和极端的无助。十年作战，努力制服军阀、剿灭共军，眼看已到“最后关头”，眼前不是军事胜利，就是还算令人满意、以实力地位谈判、得到斯大林保证的政治交换。岂知全都功亏一篑，现在全无地位可跟苏联谈判；如果他同意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不就显得是被恫吓而接受了吗？

中国的经济，甚至蒋的支持度，终于开始有了起色。他认为，再过两年，他的军队就可完全准备好对抗日本。甚且，反共公约使得日本很可能卷入希特勒的对苏战争。新时代眼看即将到来。哪晓得两个军阀——在蒋的眼里，一个是急躁、无能，一个是贪腐、无知——却坏了大事。宋子文交给蒋一封宋美龄的信。她写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来，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又潸然落泪。

重新控制住情绪后，蒋重申他绝不在胁迫下接受任何东西。他告诉宋子文，他对张学良说过，他可以率领东北军进入内蒙古，这样可以稍微取得对日本人作战的优势；杨虎城可以改组陕西省政府，换上他属意的人选。他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中央军攻打西安。宋子文说，如果中央军进攻，张、杨部队可退入共產黨地区，“内战会到处爆发”。蒋的大舅子又对他说，蒋的性命已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张、杨和宋子文交涉时，似乎不愿退让。宋子文似乎也不了解两个军阀处境疲弱，只要保证赦免其罪，他们很可能就会放了委员长。他决定，他妺妺宋美龄及代表黄埔系的情报头子戴笠应该来西安劝说委员长要妥协。

南京方面，宋美龄和戴笠急着要和宋子文一起到西安。宋美龄仍然设法阻止何应钦发动攻击，何终于同意轰炸暂停三天。她一到西安机场，和张学良、杨虎城握了手，就向少帅要求，别让他的手下搜查她的行李，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弄乱”。张学良一脸尴尬答说：“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

一进到城里，宋美龄单独去见她丈夫，发觉他又病又倦。他眼眶又红了，责备她怎么涉险而来。他说，当天上午他翻阅《圣经》，正好读到一段：“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来护卫男子。”蒋说他预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离开，戴笠冲进房里，扑通一声跪下，抱住委员长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

张学良实际上已经十分沮丧。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预备立刻释放委员长，可是杨虎城一伙人不肯。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他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放了周的传说属实，两人都可以查觉其中的讽刺意味。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有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义；（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完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三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关键是共產黨必须遵守他这位领袖的命令。周告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中共本来就接受所有这些条件，立场丝毫不因西安事变有所改变。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也要维持独立于中央军之外的军事体系。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產黨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了这些条件。此外，周又一再向宋子文警告，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

当天稍晚，蒋和宋子文、宋美龄会商时又表达若干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他会停止中央军向西安推进，政府军不进驻陕西和甘肃，当中日战争开始，他会“支持”（现金补助和补给供应）所有的部队。宋子文把这几点转告周、张、杨时，他们都很满意。次日，张、杨底下大多数军官坚持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至少部分条件应先兑现时，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宁死也不肯在获释前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这些军官也坚持不让。于是乎，戴笠匆匆带着蒋给何应钦的命令离开，要何停止向西安推进。

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宋子文，他和杨虎城出现激烈争执，因为杨不想在没得到具体让步前放人。张、宋讨论带委员长夫妇逃到机场，但觉得太危险而作罢。圣诞节大清早，唐纳德进入蒋的房间，把他的一双高尔夫球袜挂在壁炉边。一只袜子底下是一台新式手提打字机，要送给蒋夫人；另一只袜子底下则是送给委员长的一张电毯。委员长还穿着睡衣，笑了，这是事变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了。

当天早上，周恩来告诉宋氏兄妹，他希望和委员长见面。上午八点钟，周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房间，举手敬礼——象征着红军服从抗日统一战线总司令。周以浙江方言向这位身份特殊的囚徒报告，共產黨一年来避免作战，为国家保存实力，又说共產黨没有从西安事变得渔翁之利。他们对此次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方案一样。周表示中共希望蒋个人担保将会停止剿共，把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并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他们的立场。蒋回答，如果共產黨愿意服从他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和其自己的部队一视同仁。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宽大为怀。周接下来告诉蒋，蒋经国不久将回到中国，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令他们惊讶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二姊宋庆龄和他联系；而且又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五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姊是否送钱给毛，使得她通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怎能对人提起这种事。很显然，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没向蒋介石提到他们二姊是中共的联络人。对于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次日下午两点，美龄看见一名苦力推着行李，穿过他们的庭院，张学良则跟在他后头。几天前还阴谋推翻蒋介石、预备取而代之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少帅，现在表示他要陪他们回南京，向国人展现他用心坦荡。突然，宋子文出现，说掌控西安的人同意他们可以走了。委员长说，他要先和张、杨说点话。杨虎城赶到后，蒋告诉这两位军阀，他不记个人恩怨，他的重点是救国。他说，如果他们无保留地服膺中央政府命令，国家即可因祸得福、化险为夷。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明确地原谅了他们的行为。

一伙人挤进几辆汽车，驶经已经覆盖了雪的马路，前往机场。委员长夫妇搭乘少帅的波音专机离开，委员长坐在副机师的位子。当天他们抵达南京时，从机场到城里，数千民众夹道欢呼，沿路鞭炮有如机关枪响个不停。蒋前往西安时是个孚民望的领袖，现在则以民族英雄之姿归来。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要归功任何人帮他脱险，毫无疑问，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蒋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得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多年之后，蒋写说，在西安时，他认为共產黨（当然指的是周恩来）“真心后悔”。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同一调子，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现，周的确相信也在中共党内力主，如果蒋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產黨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委员长认为在政治场域上，他确实忠于自己对个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蒋遭受尤其严重的背叛与折磨，类似周这样的忠诚宣誓，对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现最真情流露的请吁。每当面对严重挫败，蒋强烈但内向忧郁的个性倾向将自己视做注定要受苦的烈士。两个月后，蒋在日记中拿西安考验与耶稣的屈辱和审判作比较。他对周说如果中共将领听命于他，便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他最忠心的部属，此处所言应不假，因为起码这能展现他高尚的姿态。然而他心里深处对中共的不信任，其实并未消散。

蒋回到南京后，召见陈立夫。陈立夫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接下来，陈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產黨；但蒋低头不语。他已经作了承诺。消灭共產黨，或是把他们赶出中国的机会已经错失。陈觉得蒋已经累了，就告退了。

若是没被劫持，蒋又推动剿共，毛可能被迫躲入西伯利亚或外蒙古；而鉴于苏联遭受的严峻威胁，斯大林可能也会提供给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军侵华时他给的同样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蒋在战后和共產黨交战时就会更强而有力。但是，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毛泽东被斯大林催促，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潘汉年所谈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又与中国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可能会取消“最后五分钟”的攻势，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说劫持事件本身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十二月二十六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个大好机会可选择以全面军事手段解决共產黨问题。

（每日连载，未完待续，







































北京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好
北京哪里是治疗白癜风最好的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gansushengzx.com/gsxx/9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