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地图为指挥员眼睛的军事家

——写在刘伯承元帅诞辰周年之际

刘伯承元帅（来自互联网）

刘伯承（年12月4日至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军事教育家和军事理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四川省开县人（今属重庆市开州区）。重庆蜀军将校学堂毕业，后曾入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曾任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八路军第师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中原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年入党后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时的刘伯承（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刘伯承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先后负伤九处之多，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战斗，创造了一系列名垂史册的经典战例。刘伯承视地图为指挥员的眼睛，把明确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称之为指挥作战的“五行术”，作为定下作战决心的依据和克敌制胜的基础，还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因而，他高度重视测绘保障和地图在作战中的运用。朱德称赞他为“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值刘伯承诞辰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南昌起义及南昌起义军进军东江》图（来自《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

率先使用军事地理一词，分析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地理依据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是从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的。刘伯承以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身份，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分析了国内的形势和广东的地理条件，认为广东受大革命的影响较深，工农运动基础较好，地理位置有利于取得国际的援助，因而决定将党所掌握的部队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求发展。

年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当日，前敌委员会决定成立以刘伯承为参谋长的参谋团，领导军事斗争。3日，起义军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南下广东的计划，开始撤离南昌，南下作战。但是，由于起义军仓促南下，未能及时整顿和稳定部队，伤亡巨大，最终失败。周恩来、贺龙、刘伯承等分别经香港转赴上海。起义部队余部一部分转到海陆丰；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江西、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于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年8月1日，南昌起义部队在作战时收集、使用的《南昌城市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年11月，刘伯承等30余人，从上海乘一艘货船到了苏联，进了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等军事课程。年6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为了总结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成立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委员会，刘伯承被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的委员。7月7日，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委员会有关会议上，发表《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详细回顾了南昌起义军事活动的过程，并对中共中央决定将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地理依据做了分析，指出：“我们的党曾看见了长江流域及其北方皆已成为反革命混战所在，而以广东⑴占军事地理上之优势，⑵工农运动之核心，⑶财政之丰裕，⑷交通之灵便等等，因此决定以我们同志的军队规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打到广东的计议⑴工农力量在东江的厚；⑵东江地形较北江平易，且敌军已集中于北江不能各个击破它；⑶东江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财政亦丰；⑷可以以福建为后方。因此，决定迅速地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刘伯承还对起义的得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结了四项“根本弱点”和八条“行动的错误”，指出：南昌起义在地理空间上“未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

刘伯承在这个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决定起义军南下广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依据的分析，并第一个使用了“军事地理”一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运用军事地理并制定军事战略的开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十分重视地理地形的分析与运用，组织和指挥部队打了许多大仗、胜仗，创造了许多著名的战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其军事著作中对地理地形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诸多极为深刻的论述，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红军学校编印的《战术学教程》教材，右图第三科为《绘制必要之地图及重印照相地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了眼睛

刘伯承视地图为指挥员的眼睛。在他任红军学校、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和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时，除要求各班开设军事地形学和简易测绘课程外，还亲自给学员讲授军事地形课，特别强调地图和地形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年夏，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初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年1月，刘伯承来到中央苏区后，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针对红军干部学员文化普遍低的特点，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把军事知识从各方面灌注到学生的脑中去。在教学手段上，刘伯承因地制宜，提出用图解或模型来配合语言讲解，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刘伯承讲授军事地形学时，把学员拉到学校附近的小布脑山上去讲，一面对照地形图，一面研究实际的地形地貌，学员理解快、印象深。讲军事标图时，他强调箭头要有力，像是部队杀出去一般。因此，凡听过刘伯承授课的学员，对他标绘箭头的姿势都会记忆犹新。年初，在刘伯承的关心下，红军学校开办了首期测绘训练班，学员有李廷赞（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刘忠（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等10余人。到年8月，红军学校共开办测绘训练班3期，培训学员余人，为红军部队建立测绘机构和队伍做了准备。

年12月，刘伯承因抵制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南下方针，被张国焘免去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改任红四面军红军大学校长。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到学校里保存起来。刘伯承任校长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耐心地说服干部。2月，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刘伯承专门讲了测绘和地图在司令部工作中的地位作用，指出：“司令部参谋工作很重要，测绘是参谋的必修课。不懂得测绘，不会识图用图，就当不了参谋。每个指挥员也要知道这一点”，还特别强调：“没有地图，作战行动就没有方向。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了眼睛”。

红四方面军一直没有设立测绘机构，测绘保障比较薄弱。直到年6月红四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才参照中央红军的编制系列，从中央红军调去部分测绘人员，在其总指挥部作战局下设地图油印科（设地图股、油印股）。为加强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测绘保障工作，红军大学于年2月在道孚开办了一个测绘训练队，学员基本是部队参谋人员，有60余人。刘伯承对测绘训练队极为重视，除了安排曾在军委作战局地图科科长的赖光勋任测绘训练队队长兼教员外，还经常到测绘训练队听课，有时还对教员讲的内容作些补充或解释，讲得非常生动。6月中旬，测绘训练队在炉霍结业，少数学员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局任测绘员外，大多回部队任测绘员。此后，红四方面军各军、师相继成立了测绘班，测绘保障工作得到加强。

年7月2日，红2、红6军团经过长途涉，从湘鄂川黔边界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2、红6军团和第30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由于部队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过草地时与敌人的骑兵作战，刘伯承奉朱德的指示，7月初到第二方面军讲打骑兵的战术，详尽讲述了对骑兵作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三项原则是：“要经常研究地形，以便在可能时加强构筑骑兵所不能通过的障碍物，在驻军时利用房屋，并以障碍物封闭其间的通道。在行军时应由此一地区，前进至彼一区，当选择地区时应该能够防卫敌人骑兵的突然的冲锋（如房屋、森林、高地、河川、溪谷等），并保证周围的观察”。从此以后，由于红二方面军指战员有了对付敌人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训练，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7月下旬，红二、红四方面军由甘孜开始北上，准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改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刘伯承在红军时期撰写的部分军事论文（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年9月20日，刘伯承撰写了《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强调了作战中应注意的15个事项，多处强调地形侦察与充分利用问题，指出：“查明敌人部署、地形、道路，以及敌人和居民的政治情况，无论是自己遂行战斗任务而取得下决心的情报，或为遵行上级首长的指示而搜送情报，都成为战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因此，每个军人都应该把侦察勤务当作人民吃饭穿衣的事情一样看待…好适时地正好地下决心，争取战斗胜利”。刘伯承还强调：“关于敌情、地形事项，我们要仔细侦察，冷静估计，踏实报告，精密处理，切不可因对我有利而放大良好的情况，因对我有害而缩小有利的情况，更不可事前轻视敌人，疏于戒备，临事仓皇失措，受制于敌”。

刘伯承重视地形的运用，对测绘人员更是关心备至。年8月，八路军第师师部成立时，即在司令部作战科下设立地图股，首任股长是何玉龙（后王明坤、何雨农、胡定嶷接任），专门负责师部的测绘保障工作。刘伯承把测绘人员当作宝贵人才，总是在政治上给予关心，生活上给予照顾。战争年代，测绘人员普遍年轻，多为连、排级干部，但刘伯承给营、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则不受级别限制，让地图股参加。曾任第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谢正浩回忆：“刘伯承考虑到测绘员要多走路，多加班，因此给营以上干部发放羊皮大衣时，他让测绘员也享受这一待遇，甚至连测绘员吃夜餐刘师长都要亲自关照”。

刘伯承注重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参谋人员的能力素质，培养能谋善谋的参谋人员。他要求侦察参谋每天要标绘出当日情况图，每周要标绘综合情况图，报送首长审阅。刘伯承还要求测绘人员培养准确、细致、及时的工作作风。年3月渡江战役前夕，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制图科派裴瑞、田树松两名绘图员，到指挥所给刘伯承拼接、标绘地图。一次，刘伯承看地图时，发现芜湖附近一条河流的下游在图上不见了（两幅地图拼接时漏标），还发现标图时有错别字。刘伯承当即指出：“地图是指挥员的眼睛，行军打仗，配置火力，要靠地图分析指挥。你们制图、标图，每画一笔，每写一字，要像描花绣朵那样，认真细心才行。写字少胳膊少腿不行，多胳膊多腿也不行，要知道一字之差往往要死人的”。刘伯承一席话，对两名绘图员和全科人员教育很大。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来自互联网）

长征路上速绘地图，保障红军顺利北上

年10月，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力排“左”倾军事错误的干扰，继续坚持“诱敌深入”方针，取得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由于“左”倾军事错误的进一步推行，加之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评被迫离开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刘伯承也因抵制“左”倾军事错误，被降任为红5军团参谋长。

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12月18日，战略转移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的覆灭危险。同时，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长征到陌生的地方行军作战，地理地形不熟悉、地图资料缺乏等问题尤为突出，急需加强测绘保障工作。为此，刘伯承选调部队测绘人员，补齐了军委作战局地图科（年5月成立时仅有测绘员2人，编7人）人员的缺额，并成立了20余人的测绘队，调任红军学校测绘训练队队长赖光勋为地图科科长兼测绘队队长。

四渡赤水作战经过图（来自《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

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遵照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指示，地图科（2月缩编为地图股）突击测绘了遵义城1︰2.5万地形图，并在各军团协助下调绘了遵义周围几百里的交通路线图。这就是人民军队测绘史上影响较大的遵义测绘。2～3月，毛泽东利用这些地图，指挥中央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年4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地区，由于没有大比例尺地形图，部队行军作战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准备北渡金沙江摆脱敌人尾追的严峻形势下，却不知渡口在哪里，红军上下万分焦急。28日，红军总部直属队管理科科长刘金锭和作战参谋吕黎平带领的侦察通信分队，截获了国民党军的10套云南省1︰10万地形图，这是国民党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请求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援的地图。当毛泽东得知此情况后，高兴地说：“我们应当感谢‘龙云’，是他解了燃眉之急”。刘伯承迅速组织参谋人员，对照缴获的云南省地图，很快查到了龙街、皎平、洪门三个金沙江渡口，并把渡口位置、相互距离和通行路线等标绘出来，发给部队。5月3日，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三个渡口。9月上午，中央红军全部安全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年5月21日，中革军委作战局地图油印科调绘制的《泸沽通冕宁、越嶲（今越西）、富林路线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的企图破灭后，又急调重兵南攻北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使之成为“石达开第二”。为保障部队顺利抢渡大渡河，刘伯承令地图股迅速调绘了《泸沽通冕宁、越嶲（今越西）、富林路线图》。接着，地图股又绘制了安顺场渡口至泸定桥段里的大渡河两岸大比例尺路线图，及时提供红军先遣队，使之能快速攻占安顺场渡口，强夺泸定桥。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顺利地通过了大渡河，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计划彻底破产。

年8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地图股调绘的《包座至岷县路线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制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向北挺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时，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张国焘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该计划，决定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洮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发展之势。计划规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地图股迅速调绘了《包座至岷县路线图》，印发各军。8月中旬，左路军进至刷经寺一带，随左路军行动的刘伯承，发现地图与实地不符，即率作战、测绘参谋骑马跑遍附近寺院和村庄，向喇嘛和群众实地调查，绘制了向北至阿坝的比较准确的路线图。左路军先头部队利用该图，于8月20日顺利到达阿坝地区；8月底，右路军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31日，右路军攻占包座，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并缴获了一套1︰10万甘肃地图。这套甘肃地图对中央红军随后继续北上起到重要作用。

年长征结束后刘伯承与夫人汪荣华合影（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然而，张国焘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求已过草地的红军返回南下，进击松潘之敌。9月9日，张国焘电令前敌总指挥部主要领导，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将这一电令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于10日凌晨率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决定，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西部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宣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八路军第师师长刘伯承（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纠正旧军用地图上的错误，保障抗日游击战争需要

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中国全国抗战由此开始。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改编主力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下辖第、第、第师三个师。第师师长为刘伯承，副师长为徐向前（年1月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年，八路军第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合影（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年9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率第师东渡黄河，到晋东南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出发前，刘伯承抓紧给师司令部干部上军事课，讲战车、装甲车防御法，讲授利用地形地物、破坏道路、埋设地雷以及伏击等防御方法。9月30日，第师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一路上，刘伯承利用宿营、行军间隙等机会，召集前方指挥所干部讲游击战术课，尽快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一次，刘伯承把干部召集到村头，用泥沙塑成山包，用绳子做道路，用眼镜代替“敌人”，用茶缸当“部队”，做成简易沙盘，结合地形讲解伏击战术：“我们下一步跟鬼子作战，主要是在山地打游击战、运动战，伏击将是最基本的作战方式。部署和指挥伏击战，地形要选险，如隘口、崖底、洼地等；进攻队形要模宽，不要摆纵深；火力要集中，纵射、侧射交叉使用；时机要选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最后，刘伯承强调指出：“千万不要小看沙盘作业，小范围的作战用它摆一摆，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打起仗来把握就大得多。即使是一般性的训练，结合战例摆一摆也大有好处”。此后，每次战役战斗发起前，刘伯承都要求部队指挥员根据作战地域地形情况，预先进行沙盘作业演练。

年11月，朱德和刘伯承、邓小平利用地图研究制定反“六路围攻”作战方案（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给八路军发了一些国内已测地区的地图，改变了部队地图缺乏的状况，对八路军开辟新区的作战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地图多为清末民初各省独立测绘，测绘基准、标准不统一，不仅地图质量差、现势性不强，地图空白区多，而且发给的数量很少。因此，必须调查更新、查漏补缺和编绘翻印，才能保证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刘伯承率部开辟太行抗日根据地后，以灵活的战术取得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但作战中发现地图质量差，特别是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带地图互不衔接、残缺不全的问题，给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造成很大困难。为了在太行山长期坚持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刘伯承指示地图股，尽快把交界地带的地形搞清楚，纠正旧地图上的错误。

遵照刘伯承的指示，股长何雨农带领全股和一个侦察排，从年冬开始踏勘调绘，走遍北起九龙关、南至漳河畔，东起京汉线、西达白（圭）晋（城）路，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以旧1︰5万比例尺地形图为基础，重点调查核实村镇、道路、河流、桥梁、山口、谷地等地物要素，对地图上绘制、标注不准的予以纠正；对三省交界处互不衔接或空白的区域，采用简易测绘方法予以补测。测绘人员不畏艰险，翻山越岭，早出晚归，到年底完成任务。通过一年的努力，地图股不仅纠正了旧地图上的错误，使地图符合实地情况，还依据调查情况绘制了《太行地区路线图》，由八路军总部测图室翻印，发给部队使用。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和抗日作战的日益频繁，部队普遍反映测绘人员不足的问题。为此，刘伯承指示参谋长李达，于年春安排第师随营学校在涉县河南店开办了一期测绘训练队，历时一年培训学员余人，除小部分学员分配到部队任测绘员，大部分学员继续学习，以培养测绘参谋。年底，李达还安排地图股，举办了一期测绘训练班，学员由部队选送，有20余人，由地图股测绘员许剑任教员。由于反“扫荡”作战急需，只训练了3个月，学员提前毕业到部队任测绘员。这些措施，使第师的测绘保障力量得到加强。

年秋，八路军第师司令部地图股绘制的《敌情分布》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八路军第师开赴抗日前线后，陆续创建了包括太行、太岳、冀鲁豫和冀南4个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年，日伪军对这些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所辖范围逐渐缩小，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同时，部分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巩固和扩大华北抗日根据地，做好反攻准备，年4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实地考察地形地理、修编地图与编撰兵要地志的命令》，决定从当年5月开始，利用一年时间开展增修地图与编撰兵要地志活动，还明确了开展该项活动的目的、内容和具体方法。

年3月，刘伯承在阳谷县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军事工作总结报告（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据此，师部成立了以地图股股长胡定嶷为组长的兵要地志侦察组，从年6月开始，对师部所在地涉县的兵要地志进行调查。侦察组先将1︰5万比例尺地形图放大为1︰2.5万比例尺地图，然后对以涉县县城为中心，南北长60多公里、东西宽70多公里范围内的大小山头、村庄、道路、河流、水源以及可作为军事标志的独立地物地貌等进行实地调查，特别是山间的羊肠小道情况，如哪些可以通行马匹、哪些只能人员攀行、上山下山里程等情况作详细调查，然后标注在图上，有的另附文字说明。至当年底完成任务，绘制成1︰2.5万比例尺兵要地图12幅，于年初由司令部制图股（年10月八路军总部测图室转隶第师后成立）翻印，发给部队使用。

根据该命令，第师所属的冀南、太行、太岳等军分区，结合各自实际下达指示或命令，部署展开本辖区的实地考察地形地理、增修地图与编撰兵要地志工作。通过一年的实地考察地形地理、增修地图与兵要地志编撰活动，提高了军用地图的现势性，较为全面地掌握了作战地域的地形地理情况，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渡过难关起到重要保障作用。从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游击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为开展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

年8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合影，后排右4为刘伯承（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要求战役前把地图制印好，保障大兵团运动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加速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中央军委调整全军的指挥体制，编组野战兵团，努力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进入解放战争后，人民解放军到广阔的地域运动作战，战前做好地图准备和战时测绘保障尤为重要。为此，晋冀鲁豫军区成立时，即在司令部参谋处成立了制图科，张国器任科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假意和谈，一面迅速调遣兵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为打破国民党军侵占晋东南解放区的企图，配合重庆谈判，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军区主力3.1万余人，发起上党战役。为保证战役指挥用图需要，军区制图科迅速充实制图力量，在短时间内突击绘制了北起邯（郸）长（治）公路、南至陇海路，东起卫河、西达同蒲路范围的1︰20万比例尺战役指挥用图。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利用该图，指挥部队向进占长治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歼敌3.5万余人。接着，又指挥军区部队发起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取得歼敌3万余人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和平谈判斗争，保卫了解放区。

刘伯承（左1）、薄一波（左2）、李达（左3）在陇海战役前动员大会上（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年6月下旬，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爆发。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实行自卫作战，全国解放战争由此开始。为策应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和山东、华中野战军作战，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三个纵队由邯郸、磁县地区进到荷泽、濮阳一带，准备发起陇海战役，指示制图科迅速翻印该地区1︰5万地形图。为此，制图科派张惠民等三名绘图员，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东郓城，组织该军区测绘班和地方青年学生20余人，经简单培训后展开作业，于战役前完成幅1︰5万地形图的翻印。此役，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解放豫东广大地区，打乱了国民党军南线进攻的部署。蒋介石急忙改变计划，调集32个旅、共30万余人，准备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此时，制图科已将鲁西南地区地形图翻印并发部队。接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发起定陶战役，歼敌1.7万余人。

刘伯承在干部会上作进军大别山的动员讲话（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为做好战略进攻的地图准备，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参谋长李达于年12月下达新的地图制印任务，要求制图科在半年之内完成豫、鄂、皖、苏等省幅1︰5万地形图的翻印，任务量很大。为保证按时完成任务，经军区领导批准，制图科从北方大学、军政大学等选调30余人，充实作业力量，使全科人员增加到40余人。同时，任命张惠民为副科长，加强组织领导。经简单培训后，翻印作业于年1月全面展开。当时，晋冀鲁豫军区正开展立功竞赛运动，全科人员士气高昂，夜以继日突击作业，到6月底完成全部地图的翻印。因完成任务出色，制图科集体获晋冀鲁豫军区嘉奖，科长张国器等立大功并授予“人民功臣”纪念章。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共12万人，从张秋镇至临濮集段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底，刘邓大军又分兵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毛泽东考虑到大部队开进到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地理民情不熟的问题突出，于7月30日电令刘伯承、邓小平：“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据此，刘伯承当即决定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制图科抽调17名干部，由副科长张惠民带队随野战军司令部行动，携带新翻印的幅1︰5万地形图，随时提供部队使用，同时给每个纵队派去两名测绘员，以加强部队测绘保障工作。

淮海前线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年5月，为统一和加强中原地区部队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军区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李达任参谋长。中原军区成立时，即以随野战军南下的测绘人员为骨干在河南鲁山成立制图科（许剑、张惠民任正、副科长），又从华北军区司令部制图科、军政大学等单位调来制图员和学员40余人，加上就地招聘的工人等，全科近百人，9月还成立了印刷厂。

为做好战略决战的准备，根据司令员刘伯承、参谋长李达的指示，制图科从年初开始编绘鲁、豫、皖、鄂地区的1：50万战役指挥图。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为此，李达要求加快战役指挥图的编绘，并翻印中原地区1：5万地形图。为保证前方用图急需，全科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加班加点作业，于10月中旬完成四省1：50万战役指挥图16幅编绘、各印50份和中原地区1：5万地形图30幅、各印份的任务，保证了淮海战役的用图需要。战役后，制图科集体获中原军区嘉奖，科长许剑等立功。

年4月，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作战室地图前指挥渡江战役（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央军委决定年举行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2月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就《关于渡江作战问题的报告》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缺少江南地区地图的问题。此时，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室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陆地测量队经过日夜奋战，已完成渡江作战所需地图的制印。经协调，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所需地图由第三野战军支援。

于是，刘伯承指示制图科，速派人接收第三野战军翻印的长江以南地区的地图，供部队渡江作战使用。这批地图涉及地域范围广，数量很大，足足装了两火车皮。全科集中力量，将地图分类整理，把急需图幅迅速发给渡江部队。4月20日晚至21日晚，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狮，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27日解放上海，6月2日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年7月，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制图科随军测量队组建时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合影（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上海解放后，第二野战军即转入进军西南的各项准备。为做好部队进军西南的地图准备，地图科进一步扩大队伍，总人数增加至人，昼夜作业，至9月完成贵州、云南、四川、西康（旧省名）幅1︰5万、1︰10万地形图的制印。由于西南地区地域广阔，地图制图任务很大，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室支援制印了部分西南地图。7月，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接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一带流散的测绘技术人员，成立了23人的随军测量队（杜斌、胡明城任正副队长），以加强进军大西南的测绘保障工作。年3月，这个测量队奉命随第18军进军西藏，为解放和建设西藏提供测绘保障。

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的刘伯承（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治军必先治校，

“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中央苏区主持红军学校，到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他不但为人民军队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治校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年6月，时年58岁的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创办陆军大学的情况后，便致信中共中央：“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也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慎重考虑后，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10月23日，毛泽东电令刘伯承，速赴北京主持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随后，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1月13日，刘伯承等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除建议陆军大学改名为军事学院、校址暂定南京外，还提出了军事学院的机构和训练方针等问题。

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成立典礼上致词（来自《军事训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举行盛大的成立典礼，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并讲话，刘伯承致词。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开学（1月8日开学）发来祝词：“望全院同志们努力学习，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军原则与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从我军现有基础上，为建设更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国防军而奋斗！”毛泽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朱德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年6月，刘伯承在军事学院组织的临淮关演习开始时宣布演习方案（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在学院的教学工作中，刘伯承十分重视军事地形学的教学，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经常利用地图给学员授课，还及时指出教员、学员不会识图用图的问题。年8月，刘伯承在学院第二次训练准备会上作总结，指出了此次训练准备会的15项缺点，其中第6项缺点是：“多数参加学习的人员不能看明地图，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地形，的确是一个缺点”。

刘伯承注重军事地形学教员的培养。年7月高、上级速成科第一期学员毕业时，一个原任师长的学员有军事地形学方面的特长，学院决定把他留下来当军事地形学教授会主任，但他坚决不同意。刘伯承便亲自做工作，最终把这名学员留了下来。刘伯承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常采用现地作业与实兵演练方法，提高学员组织指挥作战的实际能力。学院每次组织演习时，刘伯承都像当年指挥大规模的战役一样，亲临现场有条不紊地指导演习，并利用地图或地形沙盘作演习总结。

年11月，刘伯承在张戈庄演习地形沙盘前做讲评（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军事学院以培训能够组织指挥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为基本任务。因此，军事学院的成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初级建军阶段进入高级建军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刘伯承为军事学院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到年把学院建成为具有12个系、50个教授会的综合性军事学府。

晚年刘伯承与家人合影（来自《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为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为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战备训练，刘伯承经常超负荷地工作，年双目失明之后，健康状况日渐下降，不得不住院长期治疗，年后丧失了思维能力，年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年10月7日，94岁的刘伯承终因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10月16日，刘伯承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刘伯承一生的卓著功勋，热情赞扬他功高德重，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的爱戴和尊敬。

本文综合《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国测绘史》（测绘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刘伯承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和回忆录《我当红军测绘员的经历》（周立范）、《我在红军总部一局地图科》（赖光勋）、《刘师长巧用地图取胜》（谢正浩）、《艰苦岁月的战斗历程》（张国器）、《把一切献给革命战争—忆晋冀鲁豫军区制图科》（崔世芳）、《刘伯承司令员对测绘工作的关怀》（裴瑞）、《为刘邓大军两次战略大进军突击制图》（田登尧）等相关资料编撰而成。版权归作者所有，如转发须联系作者。

——年12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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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群长，高级工程师，从事测绘工作40年，现主要研究测绘历史，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本文编发得到了作者的授权，谨以本文致敬刘伯承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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