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几段，不多说！

西安事变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

十二月二十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接了宋子文，带他去见委员长。宋子文单独走进房间，蒋抬头一看，大为意外，不禁痛哭流涕，浑身涌上挫折感和极端的无助。十年作战，努力制服军阀、剿灭共军，眼看已到“最后关头”，眼前不是军事胜利，就是还算令人满意、以实力地位谈判、得到斯大林保证的政治交换。岂知全都功亏一篑，现在全无地位可跟苏联谈判；如果他同意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不就显得是被恫吓而接受了吗？

中国的经济，甚至蒋的支持度，终于开始有了起色。他认为，再过两年，他的军队就可完全准备好对抗日本。甚且，反共公约使得日本很可能卷入希特勒的对苏战争。新时代眼看即将到来。哪晓得两个军阀——在蒋的眼里，一个是急躁、无能，一个是贪腐、无知——却坏了大事。宋子文交给蒋一封宋美龄的信。她写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来，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又潸然落泪。

重新控制住情绪后，蒋重申他绝不在胁迫下接受任何东西。他告诉宋子文，他对张学良说过，他可以率领东北军进入内蒙古，这样可以稍微取得对日本人作战的优势；杨虎城可以改组陕西省政府，换上他属意的人选。他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中央军攻打西安。宋子文说，如果中央军进攻，张、杨部队可退入共产党地区，“内战会到处爆发”。蒋的大舅子又对他说，蒋的性命已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张、杨和宋子文交涉时，似乎不愿退让。宋子文似乎也不了解两个军阀处境疲弱，只要保证赦免其罪，他们很可能就会放了委员长。他决定，他妺妺宋美龄及代表黄埔系的情报头子戴笠应该来西安劝说委员长要妥协。

南京方面，宋美龄和戴笠急着要和宋子文一起到西安。宋美龄仍然设法阻止何应钦发动攻击，何终于同意轰炸暂停三天。她一到西安机场，和张学良、杨虎城握了手，就向少帅要求，别让他的手下搜查她的行李，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弄乱”。张学良一脸尴尬答说：“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

一进到城里，宋美龄单独去见她丈夫，发觉他又病又倦。他眼眶又红了，责备她怎么涉险而来。他说，当天上午他翻阅《圣经》，正好读到一段：“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来护卫男子。”蒋说他预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离开，戴笠冲进房里，扑通一声跪下，抱住委员长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

张学良实际上已经十分沮丧。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预备立刻释放委员长，可是杨虎城一伙人不肯。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他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放了周的传说属实，两人都可以查觉其中的讽刺意味。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有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义；（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完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三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关键是共产党必须遵守他这位领袖的命令。周告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中共本来就接受所有这些条件，立场丝毫不因西安事变有所改变。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也要维持独立于中央军之外的军事体系。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产党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了这些条件。此外，周又一再向宋子文警告，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

当天稍晚，蒋和宋子文、宋美龄会商时又表达若干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他会停止中央军向西安推进，政府军不进驻陕西和甘肃，当中日战争开始，他会“支持”（现金补助和补给供应）所有的部队。宋子文把这几点转告周、张、杨时，他们都很满意。次日，张、杨底下大多数军官坚持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至少部分条件应先兑现时，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宁死也不肯在获释前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这些军官也坚持不让。于是乎，戴笠匆匆带着蒋给何应钦的命令离开，要何停止向西安推进。

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宋子文，他和杨虎城出现激烈争执，因为杨不想在没得到具体让步前放人。张、宋讨论带委员长夫妇逃到机场，但觉得太危险而作罢。圣诞节大清早，唐纳德进入蒋的房间，把他的一双高尔夫球袜挂在壁炉边。一只袜子底下是一台新式手提打字机，要送给蒋夫人；另一只袜子底下则是送给委员长的一张电毯。委员长还穿着睡衣，笑了，这是事变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了。

当天早上，周恩来告诉宋氏兄妹，他希望和委员长见面。上午八点钟，周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房间，举手敬礼——象征着红军服从抗日统一战线总司令。周以浙江方言向这位身份特殊的囚徒报告，共产党一年来避免作战，为国家保存实力，又说共产党没有从西安事变得渔翁之利。他们对此次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方案一样。周表示中共希望蒋个人担保将会停止剿共，把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并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他们的立场。蒋回答，如果共产党愿意服从他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和其自己的部队一视同仁。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宽大为怀。周接下来告诉蒋，蒋经国不久将回到中国，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令他们惊讶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二姊宋庆龄和他联系；而且又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五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姊是否送钱给毛，使得她通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怎能对人提起这种事。很显然，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没向蒋介石提到他们二姊是中共的联络人。对于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次日下午两点，美龄看见一名苦力推着行李，穿过他们的庭院，张学良则跟在他后头。几天前还阴谋推翻蒋介石、预备取而代之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少帅，现在表示他要陪他们回南京，向国人展现他用心坦荡。突然，宋子文出现，说掌控西安的人同意他们可以走了。委员长说，他要先和张、杨说点话。杨虎城赶到后，蒋告诉这两位军阀，他不记个人恩怨，他的重点是救国。他说，如果他们无保留地服膺中央政府命令，国家即可因祸得福、化险为夷。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明确地原谅了他们的行为。

一伙人挤进几辆汽车，驶经已经覆盖了雪的马路，前往机场。委员长夫妇搭乘少帅的波音专机离开，委员长坐在副机师的位子。当天他们抵达南京时，从机场到城里，数千民众夹道欢呼，沿路鞭炮有如机关枪响个不停。蒋前往西安时是个孚民望的领袖，现在则以民族英雄之姿归来。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要归功任何人帮他脱险，毫无疑问，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蒋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得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多年之后，蒋写说，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当然指的是周恩来）“真心后悔”。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同一调子，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现，周的确相信也在中共党内力主，如果蒋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委员长认为在政治场域上，他确实忠于自己对个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蒋遭受尤其严重的背叛与折磨，类似周这样的忠诚宣誓，对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现最真情流露的请吁。每当面对严重挫败，蒋强烈但内向忧郁的个性倾向将自己视做注定要受苦的烈士。两个月后，蒋在日记中拿西安考验与耶稣的屈辱和审判作比较。他对周说如果中共将领听命于他，便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他最忠心的部属，此处所言应不假，因为起码这能展现他高尚的姿态。然而他心里深处对中共的不信任，其实并未消散。

蒋回到南京后，召见陈立夫。陈立夫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接下来，陈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产党；但蒋低头不语。他已经作了承诺。消灭共产党，或是把他们赶出中国的机会已经错失。陈觉得蒋已经累了，就告退了。

若是没被劫持，蒋又推动剿共，毛可能被迫躲入西伯利亚或外蒙古；而鉴于苏联遭受的严峻威胁，斯大林可能也会提供给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军侵华时他给的同样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蒋在战后和共产党交战时就会更强而有力。但是，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毛泽东被斯大林催促，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潘汉年所谈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又与中国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可能会取消“最后五分钟”的攻势，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说劫持事件本身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十二月二十六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个大好机会可选择以全面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禧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六十五公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经过七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蒋氏再次展现乘胜追击的精神，认为继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

日军坐火车，直扑西边三百二十公里的郑州。蒋介石亲赴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这个战略要冲督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建议军方炸毁黄河古堤，水淹广大平原，以阻日军直扑郑州、再沿铁路南下进犯武汉。法肯豪森稍早也建议采取此一激烈措施。69数百年来，黄河淤积十分严重，逼得中国人把堤防越建越高，有些地方河床已高出附近地面。若是溃堤，对人命、环境都将造成大灾难，但是蒋批准了。六月五日、七日，士兵奉命炸塌南岸河堤，大水往西南流向河南、安徽和江苏。

洪水淹没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农田，漫向淮河、大运河，甚至进入长江。黄河入海口也因之南移数百公里。数千村庄被淹没或摧毁，数百万农村人口流离失所。战后，国民政府官方估计有八十万人淹死——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当时，蒋发表声明谴责是日军轰炸造成溃堤。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许多人也有不同看法。

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畑俊六（Hata）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蒋决定不再投入大量兵力防守武汉，而是在日军从长江南侧进击时进行一系列战斗。法肯豪森也附合白崇禧的主张，转向小单位机动作战，蒋原则上赞同此一新战术。但是，几乎全转向游击战，却使得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城市和运输线；如果蒋氏希望保住大片领土、凝聚人民的忠诚，并等候外国援助，他就必须保有庞大的传统兵力。